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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刻经版藏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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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居寺位于北京西南房山区境内的白带山下,距市中心70公里,东接上方山,西俯拒马河。云居寺始建于隋末唐初,寺院依山而建,规模非常宏伟。后经过历代修葺,形成五大院落六进殿宇,两侧有配殿和帝王行官、僧房,并有南、北两塔相对。云居寺是佛教经籍荟萃之地,寺内珍藏的石经、纸经、木板经,号称“三绝”。

1.刻石藏经,用心良苦
佛教由印度传人中国后,曾遭遇北魏太武帝年间(424~451年)和北周武帝年间(561~578年)两次空前的“法难”——僧徒被驱逐,寺庙被摧毁,经卷被焚烧……在这危急关头,饱经磨难的北齐南岳天台宗高僧慧思忧心如焚,情急之下想出了把佛经刻在石材上的良策,以免火焚之忧,使正法久住。事后,幽州智泉寺法师静琬,遵照慧思遗愿,来到西南白带山下,历尽艰辛摩石刻经,他在唐贞观八年(634年)的题记中,言明了刻经意图:“此经为未来佛法难时拟充经本,世若有经,愿勿辄开。”这既是高僧的初衷,也是向后人的呼唤。这一壮举,得到当时上层统治阶级和社会上的广泛资助,从隋大业中到唐初,刻经事业从未间断。可惜的是,五年后即唐贞观十三年(639年),静琬与世长辞,原打算刻造12部石经的宏愿,尚未完成。后其弟子玄导、僧仪、惠暹、玄法相继主持,历经唐、辽、金、元、明,代代续刻,坚持不懈长达近千载之久,共刻佛经1122部3572卷,所用石板多达14278块。石经刻成后,分别珍藏在石经山9个山洞和云居寺南塔附近的地穴内,被誉为“房山云居寺刻佛教大藏经”。

除了石经外,云居寺还藏有纸经二万二千多卷,为明代刻印本和手抄本,包括明南藏、明北藏等,数量之多是国内各大名寺所罕见的。其中的《大方广佛华严经》为妙莲寺比丘祖慧刺破舌尖以血写成,被誉为“舌血真经”,尤为珍贵。《龙藏》木经始刻于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现存77000多块,内容极为丰富,是集佛教传人中国2000年来译著之大成,堪称我国木板经之最。

2.释迦牟尼佛肉舍利
云居寺还珍藏着令世人瞩目的佛祖舍利。1981年11月27日,在云居寺雷音洞发掘出赤色肉舍利两颗,这是世界上唯一珍藏在洞窟内而不是供奉在塔内的舍利,其与中国北京八大处的佛牙、陕西西安法门寺的佛指,并称为“海内三宝”。

据记载,隋朝时,一个印度僧人来中国,把一部分佛舍利献给了隋文帝杨坚。史书记载,杨坚笃信佛教,他幼年时曾寄养在比丘尼智仙家中,13岁才回家。智仙说杨坚佛性自通,且预言杨坚日后定会登基,并重兴佛教。果然,杨坚做了皇帝以后,大兴佛事。仁寿年间,他向全国颁发舍利,并要求各州建塔供养,其时距云居寺不远的弘业寺和智泉寺都得到了佛宝。隋文帝死后,其子杨广即位,是为炀帝。据史籍载,杨广虽一反文帝治国之道,但于佛教,笃信依然。静琬与被炀帝尊为老师的智颧同出一师,炀帝得知静琬刻经之事后,赐予舍利以为表彰。

舍利到静琬手中后,静琬深怕一旦寺庙被毁,舍利遭劫。因此才将舍利安放于比较隐蔽的雷音洞内。安放时,静琬亲笔题写了函盖上的36个字:“大隋大业十二年岁次丙子四月丁巳朔八日甲子于此函内安置佛舍利三粒愿住持永劫。”据明德清《涿州西石经山雷音窟舍利记》载称,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三月六日,达观可禅师曾奉万历皇帝朱翊钧之母慈圣皇太后旨意,将雷音洞所藏佛舍利迎入慈宁宫供养三日,后又放回原处。其后情况鲜为人知。直至1981年1 1月,在修缮雷音洞地面时,始发现原佛座后地下5厘米有一竖穴,内藏石函、银函、玉函等五个,以函套函的方式密封。经启封,外层为汉白玉石函,函盖和函内分别刻有铭文,记述明万历年间首次发现隋代所藏佛舍利的情况;第二层为青石函,盖上刻有静琬题写的36字铭文;第三层为汉白玉函,盖上有“佛舍利”及上下款26字;第四层为镀金银函,内藏木质彩绘香珠一颗,珍珠十一颗;在第五层的白玉函内,始见佛舍利两粒,珍珠两颗。经近年来反复考证,确认为1300余年前静琬安置在雷音洞的佛舍利。据有关专家推测,原藏三粒,今存两粒,可能是在明万历年间迎人官内供养的过程中遗失一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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