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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心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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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知道宋代欧阳修的散文名篇《醉翁亭记》与《丰乐亭记》,而且百读不厌,但却忽略了与《醉翁亭记》相互映发的对应名篇《醒心亭记》。

据史书记载,欧阳修在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八月出任滁州太守,第二年就在滁城西南七里的琅玡山后修建了醉翁亭,又在丰山北麓构筑了丰乐亭和醒心亭。明初宋濂《游琅玡山记》描绘说:“所望丰山,盘亘雄伟,出琅珊诸峰上。山上有幽谷,地形低洼,四面皆山,其中有紫微泉,宋欧阳公修所发,泉上十余步,即丰乐亭。直丰乐之东数百步,至山椒,即醒心亭。”“复西行约三里,所有泉泻出于两山之间,分流而下日酿泉。”“沿溪而过薛老桥,人醉翁亭。”这写出了三亭鼎立,遥相呼应的名山胜境。

欧阳修是一位深知民间疾苦的政治改革家,他是在朝廷参与“庆历新政”遭受保守派的打击而被贬到滁州的。因此,他虽然自号“醉翁”徜徉于“山水之间”,而实际上对于朝政的得失时刻未忘,仍然日夜地关心着国家大事。所以他在创建醉翁亭之后,同时又构筑了醒心亭,表明醉翁并没有“醒”,从而喻指自己的政治头脑是清醒的!不过,这层深意是不能自己说的,非得借别人的手笔才能表白出来。当时,恰巧他的嫡传弟子曾巩到滁州问学,撰写《醒心亭记》的任务就落在曾巩的身上了。

曾巩(1019—1083),字子固,江西南丰人,是我国散文史上唐宋八大家之一。他18岁到汴京,在太学肄业时,曾师事欧阳修。当他离京南归之际,欧阳修特地为他写了赠别的文章《送曾巩秀才序》。庆历四年(1044),范仲淹和欧阳修等在朝廷推行新政。他有《上欧阳舍人书》,陈述改革弊政的意见。欧阳修被贬为滁州知州后,他在庆历六年(1046)夏天赴滁向欧阳修学习古文作法,讨论文事,同游共赏,写了唱酬诗《奉和滁州九咏》,诗序说:“先生贬守滁,滁,小州,先生为之殆无事。环州多佳山水,最有名琅玡山,近得之日幽谷,先生教游其间,又赋诗以乐之,巩得而赓之者凡九章。”当时欧阳修亲自写出了《醉翁亭记》和《丰乐亭记》,还有一篇《醒心亭记》却吩咐曾巩来写,曾巩欣然接受了这个重任。于庆历七年(1047)完成交卷:

滁州之西南,泉水之涯,欧阳公作州之二年,构亭日“丰乐”,自为记,以见其名之意。既又直丰乐之东,几百步,得山之高,构亭日“醒心”,使巩记之。

凡公与宾客者游焉,则必即丰乐以饮。或醉且劳矣,则必即醒心而望。以见夫群山之相环,云烟之相滋,旷野之无穷,草树众而泉石嘉,使目新乎其所睹,耳新乎其所闻,则其心洒然而醒,更欲久而忘归也。故即其所以然而为名,取韩子退之《北湖》之诗云。噫!其可谓善取乐于山泉之间;而名之以见其实,又善者矣。

虽然,公之乐,吾能言之。吾君优游而无为于上,吾民给足而无憾于下,天下学者皆为才且良,夷狄、鸟兽、草木之生者皆得其宜,公乐也!一山之隅,一泉之旁,岂公乐哉?乃公所以寄意于此也。若公之贤,韩子殁数百年而始有之。今同游之宾客,尚未知公之难遇也!后百千年,有慕公之为人而览公之迹,思欲见之有不可及之叹,然后知公之难遏也。则凡同游于此者,其可不喜且幸欤!而巩也,又得以文词托名于公文之次,其又不喜且幸欤!

庆历七年八月十五日记这点明了欧阳修建筑此亭的主旨:因韩愈《北湖》诗有“应留醒心处,准拟醉时来”之句(见《昌黎先生集》卷九),便有意与醉翁亭、丰乐亭鼎足而立,取名为醒心亭。文中深刻地指出,欧阳修与民同乐的美学思想并非局限于山泉之间,而是蕴涵着更为远大的政治抱负:醉翁之意并未醉,随时随地都保持着清醒的头脑,“醒心而望”,关心国事!这就生动地托出了欧阳修“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的伟人形象。所以我们只有读通了《醒心亭记》,才能进一步理解《醉翁亭记》的寓意。“醒心”对“醉翁”,寄托遥深;“醉翁”应“醒心”,志向远大。这两篇师生联手的名作,为文坛留下了千古传诵的艺林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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